据《华西都市报》报道，11月12日，某大型超市南充店店长刘丰(化名)突然晕倒在办公室;12月4日，经过21天治疗后，抢救无效死亡。在赔偿问题上，超市方和家属方产生了分歧。超市方按照重大疾病的伤亡费用、其他保险对家属赔偿20万元，而家属则认为应该按照工伤赔偿。南充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表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认定工伤，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则不能认定为工伤死亡。

　　《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现实生活中，围绕这一规定产生了不少纠纷，仅仅因为“延误”了48小时的最后期限，不少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却无法得到工伤认定，48小时俨然成了生命无法承受之重。实际上，这还不是情节最为离奇的——东莞市企石镇一家台资工厂的员工幸佐桂在工作岗位上突发脑溢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因为抢救时间比《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48小时多出了一个多小时，劳保部门因此难以认定其为工伤。

　　工伤认定旨在对劳动者工作期间受到的伤害进行补偿，作为一部保护工伤职工权益的重要立法，《工伤保险条例》规定“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才算工伤”的用意十分明显，既要明确劳动者死亡与其工作时间和岗位的关系，又要避免无限扩大工伤认定的范围。然而，看起来很美的制度设计却多次在实践中偏离了方向。当“时间就是生命”与“时间就是金钱”叠加在生命垂危之人身上，其家属究竟应该如何作出抉择?

　　如果说“保命”还是“保工伤”的抉择已经足够令人难堪的话，更令人无法承受的是，竟然有用心险恶的用人单位恶意拖延救治时间，为的只是拖过 “48小时”的法定期限以回避工伤赔付责任，本应成为劳动者保护伞的《工伤保险条例》，因此一再为劳动者维权设置障碍。法律的尊严不仅体现在立法者的主观愿望，更应观看其实际产生的效果，以此来看，“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才算工伤”的规定本身有必要得以修改或完善。

　　要想完善这项条款，有一种办法较为可行：对原有48小时条款作出适当补充，在不破坏原规定整体框架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工伤认定的保障范围。实际上，关于这些早已不乏先例——2008年4月，厦门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肖文旭开会发言时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3天后死亡，也因工伤认定发生争议。但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为，出于人性化的考虑，利用呼吸机延续病人生命超过48小时后死亡的，也应给予办理工伤手续。

　　其实，“利用呼吸机延续病人生命”不受“最后期限”所限，这样的条款完全可以也有必要写进《工伤保险条例》，倘若如此，不仅有助于提高实际可操作性，类似纠纷也将大大减少，而这种人文关怀本身，也是相关法律条款应有之义。实际上，针对《工伤保险条例》中48小时的规定，诸多法律界人士都曾表示界定过于机械，如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这个标准，对死者家属来说极为不公，还容易引发一些伦理道德问题。

　　劳动者生命垂危之际，“保命”和“保工伤”不应该是一道残酷的单选题。无论如何，《工伤保险条例》都不应该为劳动者维权设置障碍。就像培根在《论司法》中所说：“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地运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