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少数案件会被告知政府有招呼”

　　毋庸讳言，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剑指的是“司法地方化”顽疾。

　　张琳是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在她从业不久的经历中，就遇到过一些重大案件成为“党委协调案件”的。

　　她还告诉记者，检察院有一些自侦案件，需要地方党委书记的同意方能查办。她期待，人财物由省统一管理后，检察权能够更有效地行使。

　　海南一基层法院法官李梦然亦告诉记者，“有少数案件会被告知政府有招呼”。

　　蒋申林则透露，在他办案过程中，“正常的一般办案都不会被干涉，但涉及一些重大项目时，会感受到来自地方的影响”。

　　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跨行政区划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立案难”、“胜诉难”和“执行难”现象，几乎成为全国通病。

　　由于现阶段，我国司法人员和地方法院、检察院的经费，主要按行政区域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体制——即由同级地方财政统筹拨款——这使得司法机关很容易受制于地方行政部门，助长了审判和执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司法公正，乃至滋生各种司法腐败。

　　陈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湖北作为本轮司改的6大试点省市之一，已经成立司法改革领导小组，邀请了许多专家担任小组成员。“目前已经开会讨论了好几次，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如何‘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但尚无具体方案”。

以跨行政区域法院抵御“地方化”侵蚀

　　陈岚透露，讨论亦涉及设立跨行政区域法院问题，这也被视为司法去地方化的一剂良方。

　　成立于1999年的湖北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它直接隶属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范围为天门、潜江、仙桃三个省直管县级市。

　　此外，海南省也有类似设置。海南在行政上一直实施省直管县。全省只有五家中级人民法院，除三亚、海口、三沙三市对应设有中级人民法院外，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并无对应的地级市，下辖其余海南各县和县级市的基层法院。

　　由于跨行政区划的司法机关，人财物上不受制于地方，省以下地方行政部门也难以直接对其施加影响。

　　但记者采访发现，对于“去地方化”，亦有司法界人士提出自己的担忧。如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赵耀彤曾撰文称，来自地方的“政治干预”有可能被夸大。

　　他认为，法院尤其在面对拆迁、环保等棘手案件时，反而欢迎政府的政治支持，从而强化审判执行的力度。他担心实现省级统管后，地方法院系统的权威会被弱化，强制执行可能因此遭遇更多障碍。

　　陈岚对此则持乐观态度。据他观察，汉江中院的运行情况良好，并无明显的“判决执行不畅”问题。“地方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也在不断提升，地方政府不执行法院判决的情况，不会成为主流”。

　　此外，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否会“无限扩大”省级法院的权力，进而加剧法院系统内部的行政化倾向?也是一些学者所担忧的。

　　在现阶段，我国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仅为业务指导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已不乏下级法院就“敏感、重大案件”请示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作出指示后，再行判决的现象。陈岚认为，这已“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审级制度，使两审终审制流于形式”。

　　那么，如果省级人民法院掌握了财政权、人事权、荣誉分配权等多种权力，是否会使下级法院成为它的一个业务庭?

　　曾有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并非法院内部的“垂直管理”。陈岚则认为，司法机关内部的“去行政化”，需要与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等司法责任制改革，相互协调推进。

　　据中央司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省级统管是对司法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情况复杂，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