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1】

　　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带我们走了一个距我们很远的职业--文物修复师。看罢，只觉得三集太短，仍想继续看那些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日常，体验那种精致与从容。

　　古时的风起云涌变成了现在的云卷云舒，历史的风沙经过时间的沉淀变成灰尘停留在古老的物件上。北京那种大都市的喧嚣到了故宫这儿似乎沉静了不少。暗红色的宫墙对外显示着它作为皇帝居所的庄严与高贵，而宫墙内有一个文物修缮部门，他们每天八点上班五点下班，轻轻拂去历史的灰尘做着文物修复工作，昔日紫禁城已成为他们以为常的工作场所。宫墙上的日影移动着，院里的树叶子黄了又绿，文物修复师的时间在穿越古今的文物间流转。

　　从这群文物修复师的身上我看到了匠人精神，那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文物修复”这简单的四个字包含着太多太多的技艺，所需的时间与精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文物修复师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尽量不去破坏原有文物，通过自己的技艺让破损陈旧的文物展现往日风采，如同再次赋予文物以生命。正因为带着这种使命与责任，文物修复师在工作时注意力高度集中，精神压力也很大。

　　记忆深刻的是，为了修复“开门见喜春条”这一文物，织物组是陈杨采用与古时相同的缂丝技艺。缂丝是一项极耗时费力费眼睛的一门手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愿去学，但职业的责任感推动她去承担。细密的线在织机上排开，梭子小心翼翼地在竖线中穿梭，眼神在细线上流动，一切都是那么细致谨慎。漆器组的漆器修复要用到原生大漆，他们就亲自去房山，在天未亮之前就上山割漆，而一个早上下来往往仅有七八两的收成。之后制漆时还有忍受难闻的气味和漆气过敏的症状。书画的装裱，玉石的打磨与镶嵌，木纹的雕刻……一种种古老的手艺无不展现着文物修复师的艰辛与细致。

　　木器组的屈峰的一番话让我了解了文物修复师内心的想法。屈峰一边雕刻佛像一边说:“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从过去最早的时候说，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玉就是一块破石头，它有什么德性啊，但是中国人就能从上面看出德性来。所以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他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跟你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很多人都一般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这个文物修好了，所以他有价值，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面。他在修这个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他上面已经把自己也融入到里头。文物是死的，要文物干什么，要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它传播文化，对吧，不是说文物就是为了保留一个物品放在那儿，那没有什么价值。”

　　文物修复的工作必然是枯燥清苦的，这群技艺高超的文物医生的生活是否也是这般无趣?想反，工作之余的他们十分易人也很幽默。他们会在宫里的杏子成熟的时节一起打杏子吃，几个人拿着长竹竿打杏子，另外几个人拿来用于盖文物的厚纸在底下接着。他们称生活在宫里的猫为“御猫的后代”，并会买猫粮给猫吃，一起和谐地生活在这“深宫大院”里。他们会在空地中上书与花草，种果树可以摘果子吃，种漆树可以提炼大漆供漆器组使用。他们会在故宫里骑自行车，像“走，我们去一趟寿康宫”这样的话显得很随意。工作累了，休息一会儿弹弹吉他，或是在下班时互相打趣斗嘴。这些细节把这群文物医生还原成充满人情味的普通人。

　　以前想起故宫，耳畔就会想起S.E.N.S.的《Palace Momories》的旋律，一座座高大的宫殿展现在眼前，蓝天中的云快速移动着，显得如此雄壮威严。而现在想起故宫，展现在眼前的便是宫墙上上的阳光和斑驳的树影，随意走动是“御猫”，文物修复师手植的杏子树，静静陈列着的古人用过的文物--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充满人情味的故宫。

　　想成为一个匠人，在故宫工作，技艺高超，充满人情味儿。

　　【3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2】

　　与2005年那部记录故宫的大气磅礴的纪录片相比，这部仅仅是小小的制作，因故宫90周年诞辰而摄的文物修复故事，牵扯出一群令文物告别残破，重回鲜亮的“魔术师”。

　　文物的修复有许多的原则:修旧如旧，意味着不允许创作;但是当重度破损的文物难以窥视其原来的特点时，又需要修复者与历史对话，因而经修复的文物也注入了修复者的、审美乃至人生态度。

　　这群“魔术师”多为中央美院的毕业生，理应投身创意行业挥劲方遒的他们，却选择了这么一份需要甘于寂寞、独守清贫的工作，对每一件文物都倾注耐心，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坐落于故宫之内的文保科技部，天天充溢着朗朗的笑声，与庄严肃穆的故宫虽不相称，却是故宫的希冀。因为他们，令文物重见天日，重放异彩，得以绵延长远。

　　他们，就是神奇的魔术师，手下能生辉，挥笔能放彩。

　　【3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3】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央视纪录片的开门巨献。因着这部纪录片，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发酵，一时之间，“修文物”成为了文化热词，仿佛开言不谈，便已经跟不上了社会文化的步伐。

　　那么，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神”片子，引发了全社会的共鸣?

　　故宫题材又添力作

　　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故宫博物院没有举办大型庆典，而是增加开放面积，增加陈列展出，慈宁宫原状陈列展、石渠宝笈特展等，用这些实实在在的举动为浓缩和代表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博物院庆生，恐怕再恰当不过，也再中肯不过。除此之外，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拍摄，也呼应了这个质朴而隆重的节点。

　　长时间以来，故宫博物院非常注重通过视觉包装树立和传达一个崭新的故宫的形象。从2005年的《故宫》、2006年的《台北故宫》、2011年的《当紫禁城遇见卢浮宫》、2012年的《故宫100》，到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故宫通过视觉媒介不断传递出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进程和机遇里，他们承接民族和历史的同时更加国际化和开放性的新形象。

　　不同于前面几部故宫题材，《我在故宫修文物》赋予故宫人的体温。从《故宫》开始，故宫题材的电视纪录片就将镜头对准故宫这个严肃、沉闷、冷感、深厚的庞然大“物”，纪录片所做的，就是用镜头把这个文化的“庞然大物”无限放大，恨不得让观众能够看到它身上的每一根汗毛。《故宫100》更是把这种放大推向了极致。故宫固然是历史的故宫、文化的故宫、民族的故宫，但它还是当代人的故宫、未来的故宫，故宫的生命力并没有在历史的段落里完结，依然在时间的流转中焕发着勃勃生机。如何表现今天故宫联通未来的勃勃生机，如何塑造古老的紫禁城青春正健的风采，这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着力挖掘和刻画的内涵。

　　“修文物”这个动作，刚好勾连起了古与今两个时空，传递着古人和今人的对话。当今人走过重重紧锁的宫门，他们要完成的不是一部梦回明清的穿越剧，而是行走于日常的一段段普通人的工作。故宫也由深沉的历史和文化的见证者与保有者，变为一个供当下人施展拳脚和情怀的工作台。这个对故宫身份的重新定位付出的不止是勇气，更隐含着看向未来的大视野和大格局，只是不动声色而已。

　　因此，在众多故宫题材的电视纪录片中，《我在故宫修文物》骨骼清奇，寓远大于绵巧，这在故宫题材的电视纪录片中无疑具有开拓价值。

　　手艺和手艺人的魅力

　　《我在故宫修文物》篇幅并不庞大，只有短短的三集，内容也不追求阔大宏伟和知识含量，而是尽量拾取“修文物”这件事情在故宫中的丰富性和趣味性，让许多普通观众了解这个行业，甚至爱上这个行当。充分发挥人的魅力，置换被人们惯了的物化的冷感的故宫，进而使为人们惯了的故宫展现出新的温暖的情趣和可爱的面貌。

　　放弃恢弘的视角，是这部纪录片理智的选择。不像《故宫》那样分门别类地介绍故宫丰厚的馆藏，也不像《故宫100》那样把故宫细化为数十个专题深入渲染刻画，而是紧贴着“修文物”这件事，贴身纪录手艺人的状态。故宫在这群人的行为活动中退为台和工作对象，“修”比“文物”来得抢眼。导演在片子播出后接受媒体采访，专门提到自己坚持把许许多多生活态的细节保留下来，从而保证了全片生动的基调。那些栽种在帝王庭院的寻常花草，在曾经的高墙禁苑走马行车，晒着皇家日光浴的猫咪和鹦鹉，穿梭宫禁去吸烟的老师傅，秋来熟遍御阶的杏子，修复书画间隙的木吉他，这些日常化的、非历史化的细节，赋予了今天的故宫人间的温度，成功地比喻和描摹了这座历史遗存在今天细腻的呼吸，为《我在故宫修文物》奠定了独特的个性基调。故宫也因此放下了高高在上的身段，俯身尽显人间底色。

　　除了手艺人的状态，手艺的魅力也是片子表现的重点。手艺的魅力并不等于手艺的全纪录。且不说这些口传心授的技艺中有多大的程度是难以言传、无法用镜头表现的，修复工作并非仪式感、动作感十足的场面，很多时候，修复工作和手艺是长时间的机械重复和个人领悟。导演曾经表示过，这些重复的动作，拍起来实在没有什么视觉传播的趣味。比如，给青铜器去锈或者整形、制作缂丝仿品、调试维修西洋机械钟表，如果对这些修复行为本身做详细完备的呈现，片子必然冗长无生趣。导演所做的工作，不是对老手艺的视觉人类学的田野记录，他要做的是如何精准捕捉和体现手艺的魅力。

　　那么手艺的魅力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它的精湛、精彩和精神。所谓的精湛，就是经过时间的积累，手艺所能达到的高妙境界。精彩，则是手艺创造的成品展现出来的无以伦比的美妙和感叹。而精神，则上升到了手艺人和手艺融合而一的从容、淡泊、专注和敬畏。片子也正是从这几个方面深入刻画手艺的魅力。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是钟表维修的王津。王津师傅在故宫从事钟表维修几十年，经他过手新生的故宫钟表不计其数。片中成功恢复机械装置严密复杂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的报时和演艺功能，展现了王津高超的手艺。作为纪录片中唯一离开北京出外景的人物，在他与国际钟表藏家的交往互动中，也表现出了人物身上安静、恬淡的精神气息。这种气息超越了商业功利的增值冲动，是基于恢复古物生命的能力的自信，那是过尽千帆、风轻云淡的境界。

　　王津只是故宫从事文物修缮的众多手艺人的一个代表。与过去不同，今天越来越多的接受过系统艺术教育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为故宫文物保护注入了新鲜的、开放的、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这些年轻的艺术家进入到被称为“工”的传统社会职业阶层，他们不仅仅要肩负起老师傅流传下来的绝学，更要思考文物保护的未来，用当代的精神的眼光发扬民族文化的光彩。

　　升华新的国家形象

　　故宫是特殊的文化遗存，它浓缩和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因而故宫题材的纪录片很容易被上升到建构国家形象的高度。尤其是在中国纪录片进入全球化运营的今天，纪录片的视觉语言对国家形象的传播更具有效力。

　　从《故宫》开始，故宫题材纪录片就以视觉形式上的精致和美感为中国重新勾画了一幅文化肖像。这幅文化肖像的重点是把中国文化的博大和美妙向更为广泛的世界展现和推广，并表明敞开胸襟、接轨国际的文化姿态和国家姿态。更多的人因此重新认识了故宫的魅力。

　　到了《当紫禁城遇见卢浮宫》，故宫的姿势一转，由敞开胸襟的仪态变为主动参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对话。“紫禁城”和“卢浮宫”这两个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符号，在某一种时间长度的视觉内容里面展现出了相互的尊重、沟通和呼应。

　　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国际化不再是纪录片所要言说和表达的关键词，在这里，文保团队的国际交流无需浓墨重彩地褒扬，不同文明也不再正襟危坐地开坛对话。《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际同行的造访显得日常而随意，目的也是學習观摩。国家文化的自信是片中的含义。纪录片展现出来的文物修复工作的精心、专注，甚至小小的浪漫化，往小处说，是对职业的自信;往大处说，是对国家、民族的文明的自信。我们都在谈论《我在故宫修文物》如何切合当下流行大众文化当中“工匠精神”的热点，如何呼应了今天国家意识形态当中对“工匠精神”的提倡，但是“工匠精神”背后更深远的指向则是牢固的自信。《我在故宫修文物》在故宫题材纪录片中或许只是一支轻巧的小歌，但是它内涵着对更加成熟的充满文化自信的国家形象的塑造。

　　一个年轻的团队，拍摄了一部年轻的故宫，有人戏谑说，这才是最好的企业宣传片。出乎导演意料的是，《我在故宫修文物》在视频网站上的点击量也一路高企。导演说，自己的片子是个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