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们就协助人大代表提交了环境教育立法的相关议案。”环保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说，“如今，环境教育已成社会普遍共识，正是建立一部专门法的好时机。”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推动国家环境教育立法媒体交流会上，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的官员、专家都参加了讨论。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翟勇告诉记者，本届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承担了14部法律的制定工作，环境教育立法的排位暂时让位于与大气污染、核安全、土壤污染防治、循环经济等更紧要的法律。

　　但也有与会者认为，环境教育立法比空气、土壤的立法更重要，是最基本的立法。

　　贾峰表示，在美国，环境教育法的诞生要早于美国环保局的设立。在中国，公众环境意识有所提高，但是行动和意识还有差距。大家都谈“垃圾围城”，但在解决垃圾分类问题上，很少有城市能做好。尽管新《环保法》里有涉及环境教育的条款，但与一部专门法作用和影响力相比，相距甚远。

　　参加交流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府参事包景岭，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集团董事长王麒都带来了相关的议案、提案或建议。

　　在万捷看来，6年前，环保还是一个很弱势的声音，靠着各界不懈推动，垃圾分类实施，大气监测入法，环保变成国策，如果在国家立法层面需要排队，不妨在地方立法上先做起来。

　　包景岭介绍，天津市人大在2012年已经通过了《天津市环境教育条例》，并进行执法监督。中国出台的《立法法》把立法权下放到设区的市，地级层面也可以进行立法。

　　“现在，很多人看山就想开矿，见水就想修电站，这是工业文明留下的，而我们现在需要建设的是生态文明，唯有立法才能提供科学制度性保障。”致公党四川省委法制建设委员会主任尤刚表示。

　　“环境意识决定人们的行为，而教育决定意识。如果父母乱扔垃圾，孩子也会乱扔；如果父母把垃圾分类好，孩子也会有样学样。这就是教育的作用。”专门研究环境法律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说，

　　让民间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深有体会的是，环境教育不能只是课堂教学，立法要有前瞻性，是全民的、整体的教育。“以前组织自然体验式的教育只有志愿者参加，两年很不一样，有来自旅游、培训、公园管理等各行业的人，还有父母带孩子来亲自体验，这就是变化。”张伯驹说。

　　“2005年，我们的前任会长梁从诫两次提出了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在当时很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十年过去了，在代表、学者、各界力量的推动下，，环保公益诉讼成为了《环保法》第五十八条。”张伯驹说，“环境教育立法，大家已经共同努力了几年，还会坚持下去，把它送入立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