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其实都不能成为延迟退休的理由，且不说想找出反面论据并非难事，更加不容回避的问题则是，延迟退休本身是对退休制度契约关系的违背，当初的退休年龄承诺，即便是因为各种客观因素难以为继，也不应毫无违约责任，延迟退休也必须要有可接受的补偿机制，而绝无因为增加了年轻人的“养老税”负担，便可单方面违约。

对于“延迟退休减轻年轻人负担”，在事实上，任何政策的调整，其实都应当有对受损方的补偿意识，这不仅是政策方契约精神的体现，更攸关政策乃至政府的公信力。谁更应当承担“养老税”，其实并没有穷途末路到非“延迟退休”不可，与其不合时宜的表达护犊之心，倒不如探讨以国企红利坐实养老金账户，填补过往亏空，让“养老税”不再代际转移，实现自负其责等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