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权利的法律监督和权利救济制度。传统上，对于普遍性社会集体利益的行政法保护，主要形式是国家机关、公共机构和社会舆论的 法制监督。法律程序性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无论是行政诉讼还是行政复议，都没有延及对普遍性社会集体利益争议。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将起诉人资格严格限制 在自身利益的直接相关性上，因此，有关公益行政诉讼的呼吁不绝于耳，例如关于国有资产和环境保护的行政案件，却没有得到决策机关的回应。这就意味着行政机 关制定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和行政政策的行为，是可以脱离司法制约的行政机关专有权利。虽然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定程序的行政法规规 定引入听证等公众参与机制，但是公众参与意见对行政决策并没有法律性的约束效力，也没有对参与权的司法保护机制。这种情形不能适应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给付义 务的需求，它将使行政机关的社会给付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办好事”、“做实事”的随机性便宜措施上，而不是稳定持续的行政职能和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

　　所以，应当在继续完善对行政活动法制监督制度的同时，扩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制度宗旨。它们不但要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个体权利提供保护，而且还要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社会集体权益纳入保护范围。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应当成为社会行政法纠正行政违法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