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发展分享经济”，这是第一次将分享经济写入党的全会决议中，标志着分享经济正式列入党和国家的战略规划。

　　所谓分享经济，或者又称共享经济。是指将原先由于技术手段或者商业模式的限制无法参与经济活动与经济流通的生产生活资源，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或者商业模式投入到经济活动与经济流通中，重新产生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的经济模式。

　　分享经济具有几个典型的优点，首先是节约性，分享经济由于并不投入新的生产要素，而是将原先沉睡的经济要素重新投入到经济活动之中，因此，具有高度的节约性。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具有特别的优点。其次是便利性，分享经济并不需要额外的投入资源和人力维护，因此，也具有高度的便利性，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就可以完成分享经济。第三是效率性，分享经济由于经济资源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因此使用起来更加的即时迅捷，可以极大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第四是环保性，由于不需要额外的资源投入，分享经济在降低污染，节能减排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潜力。第五是财富分配的均等性。分享经济由于提供了普通人通过身边资源参与经济活动的渠道，因此产生了新的财富流通渠道，在提升普通群众收入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

　　尽管分享经济具有如此多的优点，然而，分享经济的发展在当前还面临着很多障碍，之前是技术手段的障碍，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障碍来自于原有固化的管理模式与利益藩篱，也就是体制机制的障碍。因此，发展分享经济，要着力于打破利益藩篱，建立新型的分享经济治理模式。

　　2013年7月在武汉考察时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此次五中全会将分享经济写入党的全会决议，正是这一的体现。

　　在分享经济的发展上，必须突破原有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利益藩篱，是因为分享经济所需要调动的沉睡的社会资源，往往是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而这些领域角落都是被传统的根据地域，行业等固化的管理体制所约束束缚，从而无法参与到社会生产的大循环中。由于长期形成的管理体制，从而衍生出了固化的管理惰性与管理模式乃至利益藩篱。从而制约了当前分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调动沉睡的社会资源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就必须打破制约社会资源的原有固化利益藩篱与机制障碍，为分享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首先，要打破原有传统的管理思维与模式。面对分享经济，管理部门首先不能想的是突破了自己的管理格局和部门利益，而应该想的是是否分享经济促进了社会发展，提高了公共服务水与保障了人民利益，并作出相应的调整。

　　其次，构建新型广泛参与的治理体制。分享经济由于参与面广，调动资源大，原有政府单一的监管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治理需要，而应该充分利用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媒体、公民监督等各种渠道实现对分享经济的秩序治理。

　　第三，在网络有效治理的大背景下保障分享经济的公共安全。网络经济不一定是分享经济，但分享经济一定是网络经济，因为传统的手段很难实现沉睡资源的分享。因此，建立分享经济的安全监管体系必须与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相结合。通过有效的网络治理，保障分享经济的安全有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