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3月组成的本届政府已经召开了10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国政府网统计，在这10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及简政放权的就多达65次，其中40多项议题与简政放权直接相关。因此，报道将“简政放权”评价为本届政府的“先手棋”、“当头炮”。

　　李克强总理上任之初即承诺，本届政府要将国务院各部门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砍掉三分之一。结果只用2年时间就完成了5年的目标，在这两年多时间里，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并公布取消了211项职业资格。更重要的是，本届政府明确，国务院各部门将明确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除公开的事项外，各部门不得擅自新设行政审批事项，并逐步向审批事项“负面清单”管理迈进，在审批清单之外的事项，将均由市场主体依法自行决定。

　　作为行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何简政放权会被本届政府放在如此高度不遗余力地推进?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最艰难的深水区，中国能否实现转型发展，既是一道深刻的历史课题，也是决定未来能否科学健康发展的奠基。

　　事实上，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式改革是增量改革，虽然在改革过程中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但也留下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过重、寻租与腐败等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藩篱。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清除这些制约，走向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就成为本届政府清醒认知下的必然选择和重大任务。

　　过去30年的经验一再证明，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其根源就在于政府自身。但改革措施涉及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切实利益，这就形成了一个二元悖论。自我限权，自己革自己的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政府改造成专注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机构，就需要下大决心放弃与服务型政府不符的各种权力，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干预的行政制度，尽可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简政放权就是首当其冲的关键抓手。

　　可以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对现阶段中国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李克强总理就任以来反复强调和推进简政放权的时代背景。

　　纵观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改革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关口：第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物价改革，打破价格双轨制，让市场经济的规律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即被人们称之为“价格闯关”。第二个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缓解经济过热，实现软着陆，并在激烈争论后确定的市场化改革，包括国企改制、分税制改革等。第三个就是现在中国政府正在致力推进的转型发展，打造服务型政府，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包括生产去库存、金融去杠杆等，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以简政放权为代表的行政制度改革。这一战略的目的和核心，就是短期内稳增长，长期看调结构。

　　从现实看，权力减法的改革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改革初期人人皆受益的“帕累托改进”环境令人振奋，改革的阻力因此也相对较小。但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无损被改革者利益”已很难再出现。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就必须坚持走市场化道路，就必须自我削权。正如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中外记者会上所说：“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现实地看，十八大之后，改革的时间与空间约束已经越来越明显，在经济换挡的背景下，“改革与危机赛跑”并不是危言耸听。某种程度上看，其迫切性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需求。面对深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通过简政放权促进法治化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改革顶层设计已经明确，而结果值得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