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另一个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是忠。几千年来，人们把忠孝视为天性，甚至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忠孝是圣人提出来的，却不是圣人想出来的。它是我国古代长期社会实践的历史产物。

从秦汉开始，我国就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国，建成它并维护它要有两条保证。第一条，要保证对广土众民的大国高度集权的有效统治；第二条，要使生活在最基层的个体农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高度集中的政权与极端分散的农民双方要互相配合，减少对立，在统一的国家协调下，才能从事大规模跨地区的工业建设、文化建设，防止内战，抵御外患，救灾防灾。个体农民从中受到实惠，则天下太。

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社会根据自然环境的合理选择。家庭是中国古代一家一户的基层生产组织，从而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小农生产的家庭对国家有纳税的义务，国家有保护小农的责任， “国”与“家”的关系协调的好，则天下治，反之则乱。保证实现国家、君主有效统治的最高原则是“忠”;巩固基层社会秩序，增加乡党邻里和睦，父慈子孝的最高原则是“孝”.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细胞是家庭，因而，忠孝二者相较，孝比忠更基本。

《十三经》中的《孝经》把孝当作天经地义的最高准则。后来北宋的张载作《西铭》，在《孝经》的基础上，融忠孝为一体，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伦理学、政治学、心性论、本体论组成一个完整的孝的体系。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民族价值观的共识，起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五四”以来，有些学者没有历史地对待孝这一社会现象和行为，出于反对封建的目的，把孝说成罪恶之源，是不对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实际。

孝道是古代社会历史的产物，不能看作是古代圣人想出来专门限制家庭子女的桎梏。

古代农业社会，政府重道德伦理，体恤天下为人父母之心怀，所以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孝道贯穿始终，父母在世时要孝顺，亡故后常思念父母的养育恩德，为子女做榜样固有“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训条。子女刚出生时父母日夜守护，任劳任怨，真心切切，子女懂事后对父母要“晨昏定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体恤父母的用心良苦，所以有“天下无不是父母”.

进入现代社会，我国社会结构正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老龄化现象对孝道研究提出了新课题。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大量独生子女。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新型家庭一对夫妇要照顾两对父母，传统观念规定的某些孝道行为规范，今天有孝心的子女难以照办。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无论父母或者子女，家庭仍然起着安全港湾的作用。

今天对孝道的理解和诠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基础培育起来的、深入到千家万户的传统观念，需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这一课题关系社会长治久安，更关系到民族兴衰。只要群策群力，假以时日，深入研究，必有丰厚的成绩。并顺从。

与孝文化有关的传说：董永的故事

汉董永，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及去偿工，途遇一妇，求为永妻。俱至主家，令织缣[音jian]三百匹，乃回。一月完成，归至槐阴会所，遂辞永而去。

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言毕凌空而去。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