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挑衅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反华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无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

柳条湖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

江淮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

国民政府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 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爆发骚乱。

国民党政府的外交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

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

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依据蒋介石的对日消极态度错误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蒋本人在事变当天并不知情，因此张学良对失土丧师应负一定的责任。据《顾维钧回忆录》425（也有438页）页记载：“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提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或宣布“独立”，或继续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大部分地区。虽有一部分东北军加入了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但东北寒冷的气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运动很难取得明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