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的“三严三实”要求中，严以用权直指领导干部作风的核心。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权力是把双刃剑，正确用权就能为民谋利，为民造福;滥用权力就会损害群众权益，败坏党和政府形象。只有严以用权，才能不逾规矩。

　　严以用权，要用之为公。常言道“公生明、廉生威”，古人云“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强调的都是用权为公。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行使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官越大、权越重，为人民服务的担子就越重，越应该做出成绩。用权为“公”还是为“私”，向来是区别当“公仆”与做“老爷”的分水岭，鉴别清官与赃官的试金石。今天，更是检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否正确行使权力、宗旨观念强弱的显著标志。自古以来的历史说明，为官只要用权为“公”，就会得到人民的称赞和尊重，否则，就会让群众不耻和诟病。

　　严以用权，要行之有规。权力的边界就是法制，权力运行要遵循法律的轨迹，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任何级别的领导干部都没有法外之权。简政放权，削减行政审批事项，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进，都是为了让权力之手规矩起来。要加快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界定每个职能部门及每个岗位职责与权力边界，规范和明确权力运行程序、环节、过程、责任，而且要做到可执行、可考核、可问责。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并要让“笼子”通上“高压电”，坚持制度面前没有特权，不管什么人，“出笼”必受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常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时刻警示和告诫自己。国有国法，党有党规，只有不踩“黄线”、不越“红线”，才能担负起执政为民的重任。

　　严以用权，要用之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古代封建士大夫尚有如此忧民的朴素情怀，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更应甘当人民公仆。要树立“权为民所赋”的意识，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把民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

　　严以用权，不僭越，守规矩，从里里外外规范权力运行，让领导干部掌权不迷失，方能顺民众之所愿，应民心之所盼，以过硬作风，担改革重担，增进人民福祉。

　　【篇二】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讲话中，提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重要论述，称为“三严三实”讲话。

　　“严以修身”是作风建设的标杆、领导干部的标尺，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以前扎紧制度藩篱、严格实行他律，到现在自我约束成为惯、变成自律自觉。可以看出，作风建设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提出的“严以修身”让作风建设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强调自律，更强调他律;强调制度约束，更强调价值引领，领导干部要主动加强自我修为，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积极的去追求修身的更高境界。

　　“要我做”，是以外在的方式给人的一种规定，缺乏主动性，人的懒惰本性就会激发出来。一年以来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禁令频出，成为在公务员头上的一道道紧箍咒，除“四风”树新风之效捷报频传。然而，制度再密集，不去执行就是一纸空文，执行不力或者执行走样，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一个政党的每个人都处于这种“要我做”的状态，作风建设不仅永远在路上，有时还会走退路。他律是低境界，只是不违反制度规定和相关约束;自律是较高境界，会清醒地认识到不可为之事，不突破底线，不闯红线;自觉是高境界，能在自律的同时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并自觉律他。“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就是强调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彻底抛弃“要我做”的心态和状态。

　　“我要做”，是内心的一种自我服从，是实现自我选择、自我管理的一种成就感、荣誉感，是跟自己感受、愿望、利益等密切相关的事情。领导干部要清醒的认识到，作风建设“要我做”，不如“我要做”，要自觉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自我修炼，自我完善，把先贤的美德才学化为自身性功力，既加强“修”又注重“养”，于公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公而忘私;于私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克己慎行，经常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境界高、个人修养好、、工作能力强，把自己塑造成一名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的好干部。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广大党员干部只有主动的自我转变，才能将作风建设由他律变为自律，由外在规则变为内在价值，真正将改进作风落到实处，真正做到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