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

皇帝的消极怠工，文官集团的涣散，使庞大的帝国相互掣肘、举步维艰，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这些问题到253年后的鸦片战争时依然如此，以致“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而在西欧，这一年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的前一年，到1840年英国已经处于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同为大国，为什么明朝的发展停滞不前，英国却能摆脱困局、实现强国梦想呢?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在这里，反作用的力道太大了，大到似乎要颠倒规则。明朝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行政问题通过道德原则简化，以适应政府的低能;财税制度混乱僵化，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脱节。黄仁宇先生把这种管理状态下的社会结构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上层是文官集团构成的长面包，大而无当;下层是成千上万农民构成的长面包，没有有效的组织;上下层之间是尊卑男女老幼的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是明朝立国的根基。它们粗浅简单、保守僵化，缺乏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使货币税收、金融保险、交通通信、商业组织等先进制度无从发展，以致国家“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导致国家机构运行迟滞，上下层之间的沟通渠道堵塞，最终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凝固。这是中国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明清的主要原因，也是明朝走不出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贫瘠的土壤无法孕育高大的树木。在这个大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水中花、镜中月。比如税收制度，每个县的税额自朱元璋时代固定下来，无论天灾人祸、人口变化均不增减，等到执行不下去发生欠税，将所欠税额按比例减免后征收，等于变相减税，各地争相效仿，欠税成为常态，导致国库空虚。再如军队补给制度，军队是国家武装，补给本应由中央统一调配，但明朝将军队补给交给地方负责。一个地方要给十几个卫戍供应钱粮，一支军队的补给也来自十几个府县。如此犬牙交错的供应模式无法充分保障军队补给，一旦行军作战更加难以应变。为适应落实的组织制度，军队作战只能放弃先进的主动战术，采用落后的被动战术应敌。还有公务员工资制度，中央规定的基本工资很低，各地就在税收之外征收“常例”“火耗”，给自己发地方津贴，而“常例”、“火耗”的征收又没有标准，等于地方变相拥有自己的财政权，还不受中央控制。赋役制度，可以称为吃大户，负责接待官员来往的驿站，使用的交通工具、住宿饮食摊派到当地的富户，家里越殷实负担越重，极大地限制了民间资本的积累。就连度量衡，官方与民间使用的都大小不同。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万历十五年》一书散发的强烈现实关怀，于常处凸现的深刻道理，对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是去道德化。弱化制度中的道德色彩，让制度成为可执行的行为导向。一方面道德是道德，制度是制度，莫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剔除制度中模糊性、性因素，加强技术性、规范性因素，减少不确定或模棱两可现象，避免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名不副实、被高高挂起的情况。另一方面道德拔高了对人的要求，使制度失去了现实意义，正如逼着朱翊钧做道德范本，他只能逃避;标榜官员低薪，就会出现税收之外的“常例”。要留下一个解决问题的缓冲空间，不要一下子上纲上线，使政府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二是去人格化。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的精英人物，聪明才智堪当大用。他执政期间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如丈量土地、一条鞭法、官员考成法等。这些富国强兵的措施，整顿了吏治，充实了府库，夯实了军队，但随着他的故世全部付诸流水。这种人亡政息的现象令人扼腕叹息。因此，制度建设应注重连贯性、持续性，减少人为因素的色彩，使之不因领导个人方面的因素而存在或消亡、夸大或削弱，让制度拥有自己的生命。

三是去特权化。特权本身就是对制度的否定。如果说制度是一条大道，特权就是在道路上划出的一条快速通道，这条快速通道越宽，占用的道路资源就越多，行走在公共道路上的人就越拥挤。明朝的赋役负担由地方富户承担，但官僚大户享有豁免特权，真正负担落到中小地主身上，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