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渐固化的特殊利益团体，央企本身面临的系统性改革道阻且长。

　　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棋局(某种意义上还涉及政治棋局)中拥有独特地位的央企及其主要负责人，如今正处于全局性深层改革的时间当口。尽管改革的路径注定复杂且微妙，但央企改革的下一步显然值得市场与民众期待。

　　就改革的视角而言，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8月18日部署央企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以及11天后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该项方案，或许未必能够立刻产生纲举目张的作用，却是这些年来有关央企改革的系列动作中最具指标意义的举措。因为改革目标直指央企负责人的薪酬，明确要求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央企负责人履职待遇与业务支出。要将央企主任负责人的薪酬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年薪不超过60万元人民币。

　　正如媒体普遍指出的，本次薪酬制度改革，触动利益最大的群体当属金融央企的主要负责人。尤其是以四大行为代表的国有金融机构，其董事长、行长的薪酬将因此每年减少100万元左右。尽管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央企负责人公开抵制该项改革方案，市场上听到的都是坚决拥护之类的表态。但对那些长期躺在床上数钱的大银行及其负责人来说，制度的执行意味着割肉的开始，若有颇多不悦也是很自然的逻辑延伸。预计后续将要对以往缺乏有效监管的央企职务消费进行严格规范与管控，如此一来，央企负责人薪酬与福利的可能性边界受到相应约束应当没有太多悬念。

　　笔者曾经说过，央企既非魔鬼，亦非天使;无需妖魔，亦毋盲崇。本质而言，央企作为市场主体，其行为边界当然不能超越市场赋予的界限，更不能成为拥有特殊配置权力的行为主体。不过，作为中国经济的顶梁柱，长期以来，央企又承担着某些特殊使命，是中国作为大国的经济基石。没有人否认它们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依靠，也没有人否认它们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量级依托。尤其是关键时刻的经济稳定与社会发展，更离不开央企的倾力支持与配合。可以说，正是由于在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特殊使命，才使得央企的行为触角日渐渗透到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成为中国政经舞台上的特殊角色群体。

　　而对央企的主要负责人而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企业家。一方面，他们是中组部管理的干部，一般均参照副部级干部来管理，并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行长)，是市场化机制安排下的高级管理人员，拿着数十万、上百万乃至数百万的年薪，一般也难以厚非。于是，形成了薪酬市场化、职务身份政治化的现象，导致央企负责人从容游走于市场与政府之间，商而优则仕，若仕不优则商。实际上是模糊了企业与政府的边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央企负责人这一有着特殊制度安排与利益诉求的群体，他们不仅在资源配置上拥有特殊权力，亦在政经两界形成盘根错节的影响力，极易滋生腐败，低成本、高收益、高副作用的权钱交易屡见不鲜，时至今日业已成为中国深层次改革的阻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决策层将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作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必要且及时。就改革的中长期目标而言，将央企还原为普通市场主体是必要的改革步骤。而从尊重市场规律的角度，从锻造世界级企业的高度出发，政府在切断与央企之间不合理利益脐带的同时，也要赋予央企作为市场主体应有的商业空间，使其真正获得内生的竞争优势。

　　无疑，一个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真正适应市场化的央企，在严厉的监管制度下不仅可以有效履行作为重要市场主体所应发挥的社会职能，还可以成为国际顶级企业所敬畏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作者：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金融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