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利益冲突”重新定义公务员职业伦理

　　近日，江西省纪委公布九江市有100多人因为填写《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定关系人从业情况登记表》不全，而被退回整改。至此，江西省防止利益冲突专项治理已经结束，专项治理期间，各地各部门发现相关问题2000余个，立案查处110余人。据悉，此次填报重点是要把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近姻亲在经商办企业、投资交易、人事任免方面与本人所主管或分管、主办的工作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情形填报清楚。(11月11日《南方都市报》)

　　“治理利益冲突”一类的提法虽早已有之，但如江西这般，大规模、集中性开展专项清理，似乎并不多见。当然，就其所采取的具体策略而言，无外乎仍是以“单位自查”、“主动填报”为主，这就让公众对其效果有所怀疑。然而若放眼长远，我们或许有理由相信，此类行动极具标志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宣示着“利益回避”原则，正日益被确立为，公务员群体的职业伦理之一。这种事前干预的行事逻辑，显然有别于过去那种事后惩戒的治腐路径。

　　行政系统之内，防止利益冲突的种种努力，既是基于对“人性阴暗面”的充分洞见，也是有鉴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沉重教训。过往案例表明，官员向“特定关系人”的利益输送，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裙带提拔;再者就是官商合谋。凡此种种，因利益冲突治理不力而致利益勾兑不绝，可谓触目惊心。

　　相较于“裸官不得任要职”、“官员财产申报”等组织内筛选程序，“利益冲突填报”显然是一种更严苛、更外延的职业排查过程……理想状态下，通过此类登记、治理，那些可疑的亲属关系结构，理应能被事先发现，并加以针对性的预警与调整。但也必须认识到，如此纵使真正实现了“利益回避”，也只是暂时让官员“无人输送利益”，而未能使其“无法输送利益”。

　　随着专项治理的深入，公职人员输送利益，完全可以变得更为迂回、更为隐匿和复杂。而这一切，势必不是一张“登记表”所可应对。所以，根本的防腐之策，还在于建构起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运作架构，以去人格化的制度手段落实社会治理，藉此彻底切断公共权力为公职人员私用的可能。

　　无论如何，在现实语境内，江西的这场“防止利益冲突专项治理”，还是给公职人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只是，若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维度内，这份“高要求”又显得如此的“入门级”和“底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