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时，杨光入读了本村村小——蜈村小学。作为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分管的一个教学点，蜈村小学中唯一的老师是一名年六旬的民办老师。这位老师不会讲普通话，教学水也不高。二年级时，蜈村小学因为县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而被撤并，杨光转到邻村的桥村小学读书，但该小学也仅有5名教师，其中3名还是民办教师。两年后，桥村小学在新一轮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再次被撤并。随后，杨光转到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与杨光同村的张小理则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就入学”的路子。在外省打工的父母坚决把他送到县城的公办民助实验小学就读，尽管父母为此交纳不菲的学费，但张小理却在更优的环境中顺利成长。

目前已经初三的张小理尽管學習成绩不算突出，却有把握考入乡镇普通高中——寿镇中学，而当年成绩更为优秀的杨光，却只能接受根本不可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事实。

仅以英语为例，杨光所读的农村学校直到七年级时才开始教授英语，而张小理所就读的县城小学，早在三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了。同样的蜈村同辈，就入学与择校之间的英语差距就是3年。

在一次次农村学校布局变更中，多次的就入学经历使杨光很难跟上不同学校的教学进度，也很难迅速适应不断变换的教学风格。同时，也因为进了教学质量并不好的各类农村学校，杨光在懵懵懂懂中，从“好学生”变成了现在的“差学生”。

众所周知，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种层级教育空间内部质量差异甚大：越是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差，反之亦然。所以，因为出生地、户口所在地、家庭条件等因素而被置于行政区划不同序列节点中的个体，会因为就入学而被国家强迫性地分流到不同质量的学校就读。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异，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个体能否在若干年后取得成功，并实现阶层上升流动的程序。

对于绝大多数身处农村底层家庭和城镇边缘家庭的孩子来说，就入学所就读的学校，只会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扮演底层再生产的功能，而很难成为其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

　初中后的分流：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或终止学业

事实上，教育分流中这种不公的家庭资本关系在芥县也有明显体现。

笔者在芥县教育局获得了2013年全县中考的录取信息表和家庭基本情况表。在这份录取表中，笔者选择了4所芥县的初中学校作为样本学校，它们分别是县城中的公办民助贵族式初中、县城普通公办初中、镇上普通初中、乡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按照等比例抽样原则，笔者在每所学校随机抽取了50个考生，按照学校提供的家庭收入情况调查表，将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划为上层、5～10万元的划为中上层、2～5万元的划分为中层、1～2万元的划为中下层、1万元以下的划为底层。

定量研究数据发现，芥县初中生毕业后的流向与家庭所处阶层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上层子女就读市重点高中、县重点高中的比例高达66.7%和20.8%，而底层子女则没有人能入读市重点高中，仅有4%的比例入读县重点高中。底层子女入读本县职业高中的比例高达66%，终止学业的也高达22%。与之相反，上层子女则无人入读本县职业高中，也无人终止学业。另外，笔者还发现：职业中学成了中下层和底层子女绝大多数初中后的主要出路，而普通高中是中层以上子女的主要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