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小学教育上，中央政府也负担总费用的70%左右。中学的财政几乎完全由国家负责，地方只承担学校建设用地的部分开支。公立中小学教师全部都是国家公务员也是现代法国教育的一大。这让我想起刘醒龙催人泪下的小说《凤凰琴》，山区民办教师明爱芬收入微薄，在赶赴转正考试途中落水瘫痪，最后在临终前因为大家的同情而获得转正名额。这一故事背后的人和历史是我们今天不应该忘却的。

蔡元培熟悉法国教育史，高度认同“教育之脱离宗教”，但是可能是受限制于当时的国情和国力，他常常把义务教育等同于扫盲和谋生技艺學習，也没有提出由中央政府来统一支持和管理基础教育。他曾经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最一段时期，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把大家的注意力进一步转移到高校的管理和经费增加上。如果转换一下思路，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乡村教育能够普遍按照全国统一的高标准兴办和办好，如果以举国体制争拿奥运金牌能够进步到以举国体制办好乡村教育，从那里的孩子们中间能够成长出多少个钱学森教授？

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有一流的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如果我们的大学只注意高等教育的所谓国际化，发达地区只注意本地中小学博雅的素质教育，如果我们在为这些目的毫不吝啬地投入资金的同时，有意或者无意地继续忽略贫困地区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如果这些学生还需要通过媒体呼吁来取得《新华字典》和其他最基本、最起码的教育资源，我们真的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创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吗？教育资源的不等首先在道德上就意味着我们与“一流”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

大学师生应该关心和介入乡村教育的改良，而不是在象牙塔里面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教授语）。在我们这个依然贫穷、人均收入排列在世界第100名之后的国家，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应该继承蔡元培先生的情怀，把最贫困地区最贫困的学生放在心上，记住每一个铜板都来之不易，鄙视“高大上”，鄙视精英和权贵意识，应该以节俭、朴素和实干的态度来兴办高等教育。我们同时应该修正蔡校长当时未曾重视的教育设计缺陷，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大声呼吁以举国体制和中央财政去强制统一全国义务教育的标准和质量，进而推动全国乡村教育迅速、普遍、彻底的改良。

这是因为：我们距离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国民教育有多远，我们距离那些享受不到一流小学、中学教育的贫困孩子有多远，我们距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