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只应该关心高等教育和自己学校的管理吗？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下面的另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没有提供给所有国民，包括边远和贫困乡村的每一个儿童少年，标准一致的优良小学和中学教育，我们能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

蔡元培先生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除了关心社会重大事务和致力于本校工作之外，对中小学教育和贫民教育也有留意，发表过很多真知灼见。他还提倡过法国的“大学区”制度，认为大学校长应该负责所在地区小学和中学管理。当然，他的一些言论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赋予他本人以及教育体制的局限性。早在1912年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蔡元培就谈及究竟应该如何来管理和支持各级学校的问题。他提到，人们认为高等教育理应由中央政府拨款和管辖，而中学和小学则由地方政府以地方税来支持。

这个思路的梗概其实一直延续至今，即我国的基础教育并非由中央政府全权来统一建设和维护。自20世纪初以来，在中小学的兴办上，我们并没有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建立中央政府直接资助和管理的国民教育体系，以完全统一的标准在国民中进行道德训导和知识传播，尤其是教师的质量和薪酬至今也没有达到整齐划一的全国标准，落后贫困地区的学校至今与沿海和中心地区的学校还有着很大差距。这种状况应该是晚清民初以来我们设计和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失误，不仅引发社会不公，也极大地妨碍了广大农村和边疆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因为未曾落入这一顶层设计的陷阱，其他后起的发达国家，如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在教育和社会发展上有比我们更为均衡健康的方面。譬如在有的国家，甚至连小学生不同年级课桌椅的尺寸和颜色都有全国统一标准。

“国民教育”这个概念与启蒙运动的有关，但是确切的计划是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此后又得到逐步完善。在基础教育层面上，国民教育意味着免费、等、标准统一、通常是中央集权管理的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为了抗衡教会学校的影响，法国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的直接资助和管理日益加强，到19世纪后半期已然成为民族国家认同和一定程度阶级融合的成功途径，使得该国社会的等和流动性大大优越于英国。60年代贫寒出身的教育部长维克托·迪吕伊在推广免费公立教育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他大力提倡女童入学，建立对大众开放的学校图书馆和成人夜校，并推动立法来直接资助边远村落的学校。

到了20世纪后半期的法国，以1968年的统计为例，中央政府负担的教育费用是总费用的90%左右。在地方政府投入比较